庙底沟文化在江南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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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陶话彩(3)

说陶话彩(9)

   
古代琮璧文化作为一种成熟文化的形成,在研究者看来,那一定是良渚人的创造。良渚文化中发现了大量的琮与璧,良渚人将琮璧文化提升到了极致,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人们还以为,到了历史时期,中原文明所崇尚的琮璧文化,自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承自良渚人的传统,我们没有理由说中原文化中的琮与璧是中原固有的传统。原本是“礼失求诸野”,若以琮璧文化的传承看,那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路径。四野之域也有传至中原的礼数,这当然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不过,新近的一些发现,又让我们增长出了些许的疑惑。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居然也发现了不少的璧和琮。最集中的发现,当然是在山西芮城的清凉寺。那是一个在中条山之南黄河以北的处所,我刚刚知道出土玉器的消息时,很有些意外,还以为那一定是相当了得的一个地方。及至亲自到那儿走上一遭,才知道那是最平常不过的一个地方,纵横交错的沟壑,将那也许原本可能有些齐整的黄土地块切得七零八落。我想,如果这样的地方都埋藏有这些让人吃惊的宝藏,那些膏腴之地,会不会更是了之不得呢?
   
那会儿站在破败的清凉寺前,我不自主地往黄河南岸眺望,灰霾之中虽然望之不见,但却是可以想见得到的一方宝地,不远处就是闻名的黄帝铸鼎原。近年那里也有了一些惊世的发现,在庙底沟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一些玉器,虽然现在还没有见到琮璧之类,也许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朦胧之中,觉得庙底沟二期文化中的琮璧似乎不一定是东传过来的,在更早的庙底沟文化中应当可以寻到它们的踪迹。
   
无论是庙底沟文化还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有些研究者曾经将它们列入大仰韶范畴,这也即是说,仰韶文化应当也是琮璧文化的覆盖范围。当然多数研究者都将庙底沟二期文化从仰韶体系中分离出来,不过从绝对年代看,它的上限是并不明显晚于良渚文化的。交流一定发生过,东来西往,一定可以探寻到许多的故事。
   
是否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良渚的琮璧文化初始时并没有影响到庙底沟二期文化,那庙二的琮璧当另有渊源。最大的可能是来自它前世的大仰韶,在庙底沟文化中兴许能寻找到一些线索来。
   
离开芮城的清凉寺,紧接着就越过黄河西行到了西安,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一座资料还未及整理的文物库房里,我看见了一件熟悉又陌生的彩陶,它让我眼睛发亮。那件彩陶放置在较高的位置,一眼望去,我看到画面上是一只晃动的璧,还绘有两股线绳穿系着,这是极难见到的图像。脑子里浮现出一点模糊的印象,这图像似乎在哪儿见过!这是标准的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彩陶器,彩陶绘出了璧的图像,莫非仰韶人真的早已经拥有了璧?

    ——由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西阴纹”彩陶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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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自发现之初,就曾引起过广泛关注。在最近出版的《澧县城头山》专著中,全部的发掘收获披露无遗,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信息。承发掘者的厚意,惠我4巨册的发掘报告与研究集,这般的厚重,用如获至宝来形容并不算过分。
   
翻看报告时,有一幅熟悉的彩陶图片映入眼帘。如果是在中原,这件彩陶并无了得之处,可它是城头山的发掘品,可以算得上是至宝中的上品。这是一件在黄河中游地区见惯了的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它是如何出现在江南洞庭左近的城头山遗址的呢?
   
这件彩陶标本编号为H210:3,出自灰坑,定器名为“盆”,为14件A型Ⅲ式盆中的一件,其实可能称为钵更确切一些。发掘者有这样简略的描述:“口及上腹饰弧连三角形(花瓣形)黑彩,并以窄条黑彩带镶边。口径24.4、底径8.8、高9.8厘米”(原图四五五,3;彩版四五,2)。从彩图上看,色彩有剥落,不过由墨线图的描绘看,纹饰构图清晰。
   
我依照着墨线图和彩图,将这件彩陶的纹饰展开。这是一件中原地区常见的典型的地纹彩陶,是在红陶钵上腹部,以黑彩作衬底,空出弯角状的红地作为主体纹饰。图案构图作二方连续式,纹饰沿器腹作四分布列,均衡对称有序,循环往复无穷(图9-1)。

   
回到京城,赶紧翻检手边的资料,很快在仰韶彩陶上找到了相同的图像。这是出自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庙底沟文化彩陶,是一件已然残破的陶钵,在它的上腹位置,绘出二方连续图案,在斜向的叶片纹之间,是一个圆圈与圆点构成的纹样。
以地纹观之,这正是璧的图像!那以黑色作地纹的图案,表现的恰是璧的图像,中间的圆点表现的是璧孔,两根线绳穿系在璧面上,似乎可以听得到它的叮叮当当,可以感觉到它的摇摇荡荡。
    这是一个“悬璧纹”图案!
   
继安特生在河南渑池村及其它遗址发现彩陶之后,李济先生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也发现了一些特征鲜明的彩陶(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李济先生描述说,西阴村遗址的彩陶分为两大类,一类添加有或红或白的地色,一类是直接在陶胎上绘彩,颜色以黑色最多,有时黑、红两色并用。彩纹的构成单元,较常见的是“横线,直线,圆点,各样和三角;宽条,削条,初月形,链子,格子,以及拱形也有”。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发现的彩陶,除了他特别提到的“西阴纹”,还有宽带纹、花瓣纹、旋纹、网格纹、垂幛纹和圆点纹等,大都是后来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经常见到的一些纹饰。1994年西阴村遗址经过了较大规模的再次发掘,又出土了不少彩陶,虽然没有发现典型的“西阴纹”彩陶,却见到了庙底沟文化的“悬璧纹”,这个发现好生了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是过去从未见过的画面,也是一个研究者还未及解读的画面。
   
按照过去的认识,仰韶无璧,如果说仰韶有璧存在–不论是玉璧还是石璧,那是天方夜谭。以迄今为止的发现而论,中原地区在前仰韶时期还没有流行使用真正的玉器,具有礼器性质的璧类器不会在那个时期出现。到了仰韶时期(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中原及附近地区开始出现玉器,在陕西南郑龙岗寺半坡文化早期墓葬当中发现了玉斧、铲、锛、凿和镞等生产工具,均采用绿色或白色半透明状软玉制成。在陕西西乡何家湾遗址出土有碧绿色硬玉斧、锛等,都是实用工具。到了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玉环和石璜之类的前所未见的饰品,河南临汝中山寨就出土过一件石璜和玉环。相当于仰韶晚期西王村文化时期的一些遗址中,见到了可能具有礼仪性质的玉器,如河南郑州大河村四期发现了椭圆形玉饰、玉环和玉璜,还有一件玉刀。仰韶之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公元前2500年),玉礼器有了明显增加,见到了钺、琮、璧、圭等,如山西临汾下靳村和芮城清凉寺就有相当多的发现。研究者认为某些玉器可能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与良渚文化之间有密切的交流。
   
这样看来,仰韶时期还没有出现璧,半坡文化没有璧,庙底沟文化也没有璧,最早出现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中的琮璧,那只有可能来自远在东南的良渚文化。
   
不过且慢,庙底沟文化中其实是已经发现了璧的,近日我碰巧检索到一个资料,这也是我想写出这篇小文的一个推力。1997年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再度发掘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在单纯的庙底沟文化地层中,出土了一些包括鸟纹在内的典型庙底沟文化彩陶,也意外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石璧(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扶风案板遗址(下河区)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3年5期)。这些石璧多数都残损了,一般规格是内径5~6厘米,外径10多厘米。较为特别的是,石璧边上开有凹口,由一侧至璧孔还有贯穿的小孔,这显然是穿绳挂系的璧。
   
扶风案板遗址发现的石璧,虽是孤证,孤证不孤,出土的数量不少。时代自然也没有疑问,属于庙底沟文化。也许在其他遗址还有一些我们未及检索到的资料,还可以再费力搜寻。
在有些研究者看来,琮与璧的出现与环镯类饰品有关。良渚文化中似乎可以寻到环与璧之间的演变线索。庙底沟文化也有使用镯类饰品的传统,有的遗址出土环镯数量非常可观,虽然发现的多为陶环之类,玉石环也并非没有。这么说来,庙底沟文化同良渚文化一样,也有由环镯制成璧类器的基本条件。
   
以西阴村发现的悬璧纹彩陶看,以案板发现的石璧看,大仰韶中的庙底沟文化应当有了璧。我们至今虽然没有更多关键材料发现,也许那只是时间问题。再仔细一想,良渚文化的琮璧都是出自一些重要的墓地,而庙底沟文化类似的墓地至今发现绝少,这大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当发现了高等级的墓葬,那结果一定是可以期待的。灵宝西坡遗址的大型墓地已经出土了不少玉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我想仰韶文化中是一定存在璧的,庙底沟人将璧纹绘在彩陶上,传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现在考古并没有发现太多的璧,是因为庙底沟文化墓葬发现很少,而且大型墓葬发现更少,我们相信不论石璧还是玉璧一定多是埋葬在墓葬中。有了彩陶画面上的图像,相信庙底沟文化之璧大发现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这样的悬璧之象,在后世还能见到。在汉画中见到不少龙交于璧的图像,应当是祥瑞之象。汉画中还有四神悬璧的图像,有龙虎合力悬璧图,也有对立朱雀悬璧图,也有梁上悬璧图(图3-2)。悬璧是一种瑞景,如果只是作为一种礼仪传统来看待,我们也可以将传统的出现上溯到庙底沟文化的时代,彩陶上的纹饰记录了那个时代留下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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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者将这件标本的时代归入大溪文化二期,同一期也出土了一些典型的大溪文化蛋壳彩陶。发掘者当然也明确提到“本期少量彩陶图案明显具有中原仰韶文化特征”,指的便是这件“花瓣形图案”彩陶。无论是器形或是纹饰,它都是一件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我与发掘者的看法略有不同,觉得它的纹饰并不属于所谓的花瓣形,而是一种地纹式的弯角状纹,也就是李济先生曾称作的“西阴纹”。
   
庙底沟文化典型的地纹彩陶弯角状纹,一般是周围以黑彩作衬地,空出中间的弯角。它的构图均衡洗练,图与器结合恰贴,时空特征都非常明确。它因为较早发现于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而引起李济先生的注意,他特地称之为“西阴纹”(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其实是后来发现数量很多的一种纹饰,一般作为直口或折腹钵沿外的装饰,都是采用二方连续的构图方式。这种彩陶分布的范围也很广,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之一(图9-2)。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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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西阴纹”彩陶在其它庙底沟文化遗址发现数量不少。在晋南地区,永济石庄、芮城西王村和河津固镇遗址都出土过一些“西阴纹”彩陶钵(图9-3)。其实“西阴纹”彩陶安特生1921年在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时就有发现,当初只见到这种纹饰的碎片,所以没有人特别注意它。翻检仰韶村遗址最初的发掘资料,确定至少有3件彩陶可以认定为“西阴纹”。在豫西除了仰韶村遗址以外,还有陕县庙底沟遗址也出土数件“西阴纹”彩陶。在关中地区,“西阴纹”彩陶在渭南北刘、长安客省庄、长安北堡寨、扶风案板、宝鸡福临堡、和华县泉护村等遗址都有发现(图9-4)。在陇东地区“西阴纹”彩陶集中发现于秦安大地湾遗址,纹样变化较多(图9-5)。在长江中游以北的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二、三期文化也发现数件“西阴纹”彩陶,器形有钵也有罐(图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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