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后的日本(一):“娘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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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波茨坦宣言》这些简明扼要的条例仅仅是对许多更为具体文件的总结:即将主导对日占领的美国陆军部计划着要在日本搞一次规模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是要将日本彻底和永久性地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

摘自 左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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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惊人的变化源于两个因素:天皇的善变和麦克阿瑟的神助攻。天皇是如此的善变,当他身边忠心不二的近臣先后被问责、开除公职甚至被绞死时,他却能在美国人的“秋后算账”中全身而退。裕仁及其臣属为了保全“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将善变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将天皇的终战广播渲染成天皇为“拯救万民并为人类的幸福和平做贡献计”才终止战争,举国都应向这一“伟大壮举”和天皇本人“真诚谢罪”;另外,天皇本人在美军进驻日本不到一个月便亲赴麦克阿瑟住所与其详谈,表明他并未介入战争,是军部的人“蒙蔽圣听”,操纵天皇,甚至假传圣谕。与此同时,裕仁还表现出对民主的热忱和对未能避免战争发生的无奈。正如约翰·道尔所言:“若是外星人听到了天皇的谈话,可能会认为天皇是1945年8月15日才刚登基的。”实乃对天皇伪善行为的极致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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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原爆的回忆,则在战败前夕便已经成了日本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战败后,原爆的幸存者,拖着残肢断臂或者身患重病的民众成了日本一道独特的风景,似乎时时在提醒着人们,那震动日本列岛的蘑菇云。而当民众行走在东京或者大阪或者名古屋的街道上时,残破的房屋和密密麻麻的贫民窟不得不让人回忆起曾经的繁华和轰炸之后的“平坦”。尤其当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倾盆卸下时,东京因持续几天的大火而宛如地狱一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终于在广播中语义含糊地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于是,日本人心中最具有权威的两个人都宣称天皇的无辜,都毫不掩饰的展现伪善的一面,都将战争的责任推向军部的狂热分子,再加上铃木光太郎首相适时的提出“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全国民众都忽然发现自己被这般出卖了。他们战时的信仰和战后的信仰都将战争责任指向别处,甚至指向他们,他们便“上行下效”,推诿给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自己的亲人被哄骗至战场,自己被教导要披星戴月的劳作,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才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至于遥远国度发生的事,被抛却的一干二净,而这种认知成了日本人受害者意识的主基调。

遭到战略轰炸的东京

另一个因素便是麦克阿瑟的神助攻。麦克阿瑟在入驻日本前便受其智囊影响而欲力保天皇,在同天皇会晤后,不但称赞其为“日本第一绅士”,甚至表示十分理解天皇对和平的渴望,并体谅天皇在军部压力下做出终战决定的困难。作为占领时期日本最高权威,麦克阿瑟是当时日本人心中的“救世主”,每天飞往麦克阿瑟将军府邸的信件多如牛毛,甚至每天都有不少女性想给麦克阿瑟将军生猴子,与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狂热并无二致。在当时日本拥有如此威望的麦克阿瑟毫不犹豫的送上了神助攻,宣扬天皇的伟大和困难,使得天皇得以逃避审判。

其实,就战后遭到的处置而言,日本是相当走运了:当时东西阵营对抗的苗头已经显现,超级大国对于占领地区的处理,往往是基于赤裸裸的实力政治。德国被一分为四实施军事统治,朝鲜被美苏分割占领,先前沦为战场的亚洲和欧洲国家,已经被大国各自划定为势力范围,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什么兴趣对他们进行重建,只想着扶持听话的政权。

占领时期日本民众经历了一系列悲剧:黑市的猖獗,“潘潘”的盛行和原爆与轰炸的回忆。这一系列近在咫尺的悲剧,使得日本民众深刻体会到战败的苦楚,进一步加深了对自身受害者意识的认同。

占领军在这个岛国首先见到的是一片瓦砾:由于美军的战略轰炸(包括两颗原子弹),66个主要城市被严重摧毁,城区的40%都被毁灭。东京65%的住房被炸毁,真正完好的仅剩下皇宫和少数繁华地段——占领军立即从容不迫地将其征用,这里就成了通行英语的“小美国”。

日军著名的《战阵训》开篇便是:“夫战阵者,乃基于大命……”无需赘言,这个“大命”便是指裕仁。从“九一八”事变起,裕仁天皇一直在默默支持着军部的行动,虽然他时常表出受迫的无奈,然而没有他的默许,任何大的行动都将胎死腹中。作为日本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裕仁拥有绝对的权威左右时态的发展,从其不顾军方的反对,“玉音放送”接受《波兹坦公告》便可窥一斑。然而就这样的一位在战时被神化了的人物,却奇迹般的避开了远东法庭的审判,摇身一变成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

原标题:战败后的日本(一):“娘化”民族

战后初期,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然在此艰难时刻,却又发生了天灾人祸,日本社会民不聊生。战争已经极大的消耗了日本的国力,战后不久美军分析师惊呼事实上不必使用原子弹,日本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更久的时间。战后GHQ将超过3亿吨的物资转给日本政府以用于战后重建与保障民生,这些物资本是日本为了“一亿人玉碎”而囤积的本土作战物资。然而当GHQ将这批物资转给日本政府不久,这批物资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事实上,这批物资被政治家和权贵阶层私吞了。上层人士将私吞的物资转向他们控制的繁荣黑市,成了他们发国难财的基础。黑市中,仅米价在最高的时候就达到了政府规定价格的40倍以上,再加上战后几年自然灾害频发,粮食大量减产,任何食物都成为了紧缺货。战败后仅三个月,东京因营养不良死去的人数就达1000人。许多家庭都仅仅以几十粒黄豆作为一顿口粮。另外,寒冬的来临使得棉被、燃料奇缺,因受冻受饿而死的民众不计其数。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战时的权贵阶层依旧在大发国难财,每天都莺歌燕舞。

1945年的日本遭遇了1910年以来最大的歉收,这点仅有的粮食也立即被囤积藏匿起来。几百万陆海军官兵从海外回国,更加重了食物供应的负担。供应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度濒于崩溃,主妇们常看的杂志里面开始介绍怎么种植家庭菜园和分辨可食用的野菜,而青少年杂志则开始鼓励孩子们捉蚂蚱吃。到了10月,东京的大米储备仅够维持三天。媒体不无耸人听闻地指出,1945年的冬天可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冻饿而死。

占领时期,驻日美军的数量徘徊在20万左右,这20万的美军成为了日本人心中对战败最深刻的印象,尤其随着这些美军的到来,一种叫“潘潘”的妓女群体的产生。为了满足驻日美军的性需求和减少驻日美军对“纯良女性”的伤害,在日本国营的“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宣告失败后,日本政府默许了“卖春业”的存在,这一决定使得“潘潘”合法化。“潘潘”是驻日美军对从事性工作女性的称呼,这些女性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通过出卖身体给“富裕”的美军来赚取大量美金和物资。另外,有许多日本妇女,为了一条尼龙丝袜或者一点化妆品而出卖身体。在那个赤贫的时代,美军仓库里的珍馐令日本许多妇女垂涎三尺,再加上从事“潘潘”行业的妇女在黑市大手大脚的花钱,生活优渥,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这一行列。于是乎,美军士兵搂着日本女人,同穿着破败军装的从事体力活的日本男性照面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种氛围下,曾经作为美军对手的日本男性感到极大的侮辱,但他们不得不屈服于征服者的淫威,从事“潘潘”工作的女性也发出了“谁让我变成这样的女人”的无奈询问。

事实证明大和抚子们让当局失望了,她们并不觉得自己的贞操需要保护,而是很自然地就献出去了。美军的强奸事件多少是有一些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日本女性主动去亲近他们。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她们的形象被勾勒出来:涂着厚厚的口红,穿着从占领军消费社里买来的丝袜,在路灯下搔首弄姿。这些“潘潘”(站街女郎)的行为并没有任何高尚或者保护同胞而牺牲自己的想法,相反,她们的目的是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一系的的天灾人祸——上层大发国难财,生存的艰辛,女性的堕落,两次原爆屠戮了两座城市将近40%的人口,三次东京大轰炸更是造成14万人死亡——使得日本民众切身体会到战败的痛苦,这种身临其境的体会,淡化了他们的同胞在遥远国度的暴行,加深了自我受害者意识的认同,使得整个群体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发生了偏离和扭曲。

忍所不能忍

裕仁和他的重臣们反对一切将关于天皇制,专制统治,政治压迫和侵略政策等“根本性”原因的追究,企图将战争解释为军队内部一小撮不负责任的阴谋分子带来的“失常”行为。眼看着“国体”日渐动摇,这些人几乎五内俱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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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A的失败和潘潘女郎们也为日本当局敲响了警钟:指望日本民众去抵制占领军的改造是不可能的。从物质到精神都彻底战败的日本国民正不加区分地欢迎占领军带来的一切,当然也包括大逆不道的改革措施。

反差萌

不过占领军毕竟是外来的强龙,还不熟悉日本的特殊国情。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日本的统治精英们展开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集体隐秘行动,试图抗拒占领军的经济民主化,结果却造成了日本经济史上空前的浩劫。

日本帝国为了动员国民参与总体战而构建起来的上层建筑整个崩塌掉了。于是民众立即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就像欢迎美国的救济粮一样,欢迎占领军的改革。

事后看来,裕仁天皇和他的重臣们并没有认真读懂《波茨坦宣言》,至少是没有按照美国人的方式直白地理解它。他们想的是:倒退三十年,日本不也曾经是堂堂的“君主立宪民主制度”,是“光明磊落反战国家”吗?所谓“和平与民主”改革,无非就是将粗暴的军人剪除,恢复天皇和门阀精英的“善政”。这与“国体”并不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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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美国大发慈悲,用食物将日本从饥荒的边缘拯救了出来。日本人民并未因此完全吃饱,但至少有余力去趴在“小美国”的美军消费社的橱窗上,呆看来自大洋彼岸的奢侈品:糖果,雪茄,留声机和收音机,其中还有些本土产物,比方说丝绸质的和服和珍贵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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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已经战败投降,裕仁和他的重臣们依然怀揣着这种日本式的一厢情愿。他们还不知道美国人丝毫不珍惜这个“国体”。如果占领军的改造得以实现,当然意味着意味着日本的“国体”将灰飞烟灭。

长达15年的“大东亚战争”,让日本损失了全部财富的四分之一,包括五分之四的船只,三分之一的机器设备,和四分之一的陆地交通工具,农村生活水平降低到战前的65%,城镇生活水平降到35%。

位于东京千代田区有乐町的第一生命保险大厦,当年是驻日占领军的司令部

美国唯独对日本另眼相待,要对其日本进行彻底的和平与民主改造。在军国主义政府压榨下喘息了几十年的日本人民之所以这么幸运,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战略布局:朝鲜半岛是与苏联对峙的前线,而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则是美国亚洲反共的主要基石。日本的定位就显得很超然,美国希望它成为一个友好的弱国,一个无力也无害的盟友。

日本民众跪在瓦砾中收听“玉音放送”

精神战败

1945年8月28日,第一批盟军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他们的任务是建立占领军在接下来几年管理日本的主要机构: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SCAP)。不过在日本,另一个简称用得更广泛些:GHQ——“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最高司令官”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日本人从物质上战败的同时,精神上也战败了。据称是“解放黄种人”的“大东亚圣战”最后给日本带来的是毁灭和灾难,“神国”的子民现在要吃“鬼畜”的嗟来之食过活,先前他们每天生活在“一亿总玉碎”的死亡压力之下,而现在证明这种牺牲是徒劳和虚妄的。

1945年8月28日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侵略战争的失败,这个国家首次全境被外国纳入军事占领之下。占领日本的美军设置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将日本彻底重建为一个美式民主社会,一个再也不可能成为战争策源地的国家。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日本似乎并未因为战败和占领而改变,占领军激进的改革仿佛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小小插曲。但是至少在194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日本似乎离脱胎换骨已经如此之近。日本在战败后的几年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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