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录取制度改革解决准研究生“录而不读”

解决准研究生“录而不读”最好的方式,不是以诚信名义约束学生选择权,而是进一步改革现行的录取制度。

应对准研究生“爽约”,加码惩罚不是最优解

9月29日,湖南大学研究生院的一则公示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这则公示称,有部分研究生新生因出国、工作等个人原因申请放弃入学资格,另有少数新生逾期未报到,共计69人,拟取消这69名2019级研究生入学资格。

教育时评

准研究生“录而不读”,是不守信用、挤占他人机会,还是合理选择?一时间,激起了不小的争议。

张盖伦

一味指责“录而不读”于事无补

最近,湖南大学研究生院的一则公示显示,今年该校有69名新生因各种原因逾期未报到。学生放高校鸽子并不稀奇,不过湖南大学这一次爽约的学生有些多,便引起了社会关注,有些人提出应采取措施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约束,比如将“录而不读”者纳入失信名单。不过,想要解决“录而不读”带来的教育资源浪费问题,对个人选择进行加码惩罚并不是最优选项。

录取后放弃录取不报到的情况,不仅在研究生招生中有,在普通高考招生中也屡见不鲜,且数量比研究生“弃录”的更大。

其实,有人“录而不读”,对高校来讲,并非伤筋动骨的大事。但对学生来讲,每一次选择关乎的是其人生前行的方向。

这些学生“录而不读”后,高校招生计划可能也无法完成,其他想报考的学生也会失去录取机会。像这次湖南大学研究生院“弃读”学生多达69人,不可谓不多,这对很多考生来说,相当于69个“坑”被占,占了之后还不用。

“录而不读”的原因有很多,但最常见的原因,无非是有了更好、更合适的选择。如果在开学之前,考生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倒也不必来这么一趟曲线救国。说白了,对一些考研的大学生来说,读研并非是唯一目标,它只不过是众多选项中的一个,甚至只是一个备选项。

考虑到这可能给高校正常招生秩序带来影响,致使部分导师无学生可带,严重的还可能导致高校压缩在某些地方的招生名额投放,很多人认为这是失信行为,应把弃读作为不诚信行为纳入征信系统,并对“录而不读”后来年再考的学生做出限制。

当然,“录而不读”确实会带来问题。每所高校的研究生名额几乎是固定的,过了当年的招生季,就很难进行补录,学校的研究生指标就会被白白浪费,老师当年的研究生名额就可能出现空缺。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当年考试时以微弱劣势不幸落榜的考生,本可以获得这次读研的机会。

去年7月,河南省招办就采取了限制平行志愿填报学校数量的方式,对此加以约束。

不过,这一问题无需用对学生进行惩戒的方法来解决。毕竟,录取通知书并不意味着“必须来读”,而是“欢迎来读”。更温和也更加合理的方式,是加强学生和高校的双向沟通,允许学生在一定期限内放弃就读资格。是的,要让学生可以反悔,也要让高校能够补录。

但我认为,这些针对“录而不读”的政策,并非最佳选项。

读和不读,本来就不是一锤子买卖。高校和学生都是在进行双向选择。应该给予高校一定自由裁量权,让高校可以建立起更为灵活的补录机制。在拟录取后,与学生进行充分沟通,给予学生时间做出“来”或者“不来”的最终决定。一旦学生选择放弃,学校立刻启动补录程序,将“录而不读”的影响尽可能减小。当然,如果在再三确认之后,学生依然爽约,可以考虑对其采取一定限制措施。

如果学生对录取学校、专业不满意,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或者限于家庭条件等因素,做出放弃报到的选择,这本质上属于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情有可原。

不用急着在现行制度下,就喊着要制定法律,要在“录而不读”学生的个人诚信记录上添上一笔。只要制度设计得当,“录而不读”并不会产生社会危害,也伤不到学校或者公众的利益。找工作可以拿了offer不去,谈恋爱也可以“走着走着就散了”,那考试上学这件事,也该给学生留足“反悔”的空间。对这些“毁约”,该宽容些,对惩罚的冲动,要克制些。在不影响教学秩序的前提下,高校和社会,还是应该尽可能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

对这份选择权,我们应该尊重,而不宜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加以指责。把选择权问题混淆为诚信问题,也有失简单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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