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细节

我上小学时的校长朱国贤先生家有四个公子,依次取名仁邦、义邦、道邦、德邦,四兄弟按家谱属“邦”字辈,再以“仁义道德”依次名之。中国人这种习见的给兄弟取名的规则古人谓之“雁行”,所谓“雁行有序”,与此有关的轶事趣闻亦常见于野史笔记的记载。
鲁迅在《阿Q正传》的开篇也有一段游戏笔墨,说自己只知道乡人用绍兴话唤阿Q做“阿Quei”,却不知道这名字是“阿桂”还是“阿贵”呢?按鲁迅的意思,“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阿Q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自然没有佐证。鲁迅自言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这似乎是在交代“阿Q”一名的由来,其实又未必。我一直愿意相信关于阿Q的Q字的通常解释,脑袋后面拖着条辫子,就是给当时的中国人画像。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听女人谈话,不仅要听她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听她没有说什么;
我说读小说也如同听女人谈话,不仅要看作者写了什么,还要看作者没有写什么。
据说小说源于生活,然生活中的东西进入小说,却有赖小说家的智慧去点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我关于小说的阅读经验里,利用中国人兄弟姊妹“雁行”的取名规则设置情节、升华寓意,还有上海作家周宛润的《五妹妹的女儿房》。五妹妹前面有四个姐姐,父亲依次取名罗红梅、罗红兰、罗红竹、罗红菊。五妹妹还在罗家姆妈肚子里的时候,当司机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离世,所以,罗五妹是在一场大悲恸之中落了地,母亲到一年之后方才想起替她报户口。“四君子”都用完了,父亲又不在了,罗家姆妈不由大恸道:“我哪里晓得梅兰竹菊后面还有啥呀!”慌忙中,五妹妹就叫了“罗五妹”。这个无疑是精心结撰的细节蕴藉丰富,同为上海作家的王安忆认为这里寓意五妹妹失去的除了房子之外的第二份遗产———“连这么点名义上的传承都中断了”。
这些东西对于一部小说来讲,自然只是细部,在有些人看来,也许近乎琐屑;但一部完整的小说还不是由一个个“琐屑”的“细部”组成,如此,“细部”又怎可忽略哉?如果一部小说思想深刻,关怀广大,却不能提供哪怕是一个富含了小说家巧思的细部供读者铭记与回味,我觉得对于这部小说来说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我们老家过去有一个行当叫“赶大车”,我家邻居的大女婿就是干的这一行当。关于这门傍身的手艺,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给个县长都不换!他总是把那头小毛驴拾掇得干干净净,闲下来就给毛驴洗澡,把大车的轮子擦得锃亮。我长久地怀念着这位赶车的大叔,我觉得他让我看到了一个手艺人对手艺的虔敬———于每一个细部精打细磨,不含糊,不苟且。
说写小说是一门手艺,恐怕要惹得小说家朋友不高兴,因为这似乎降低了写小说这个职业的品位;
但说小说首先是一门手艺我想就未必有什么错。“匠气”在汉语中是个贬义词,但若考虑到很多当代小说所以让人看不下去,大半竟是由于语言的粗糙与细节的粗糙,希望小说家多一些“匠气”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匠气”意味着对从语言到细节的每一个细部精细打磨,毫不含糊,毫不苟且,岂不正是时下浮躁的文坛所稀缺的东西!美国的庞德说:“陈述的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提出过,要“精准———形式设计和词语表达精准”。俄国的巴别尔则说:“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放在恰当位置上的句号更能打动你的心。”我觉得这些话里包含了这些世界级超一流作家对于小说作为一门手艺的认同与虔敬。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了莫言的《蛙》里的那些人物,什么王肝,王胆,陈鼻,袁腮。如此把人“器官化”有贬损人的价值之嫌姑且不论,普天下可能也找不到莫言所说的习惯用人的身体的某一器官给子女命名的地方。此种“无中生有”的“想象力”其实是对想象力的滥用。语言的不加节制与所谓的“想象力”的泛滥,一个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就是小说文字的粗糙甚至溃不成军。
守持对技巧的执着,对语言与细节的精致的执着是我对从张爱玲到王安忆、周宛润等几代上海作家常怀尊敬的一个理由,当然,也是我对早期莫言常怀尊敬的一个理由。

我上小学时的校长朱国贤先生家有四个公子,依次取名仁邦、义邦、道邦、德邦,四兄弟按家谱属“邦”字辈,再以“仁义道德”依次名之。朱先生家是书香门第,取名自然讲究;穷门小户给孩子取名没那么多讲究,然大抵也有规律可循。上高中时的班长叫张豹,我们拿他取笑说:你大哥、二哥莫非叫张龙、张虎?张豹兄嘿嘿傻笑——我们竟然猜对了!张家没有老四,若有,该叫什么呢?一个同学建议叫“张狼”,因音同“蟑螂”,赢得满堂彩。
中国人这种习见的给兄弟取名的规则,古人谓之“雁行”,所谓“雁行有序”,与此有关的轶事趣闻亦常见于野史笔记的记载。民国要人谭延闿的父亲初名谭二监,乡里有谐谑者遂谓“其兄必名谭太监矣”,此事记载在徐珂《清稗类钞》里。谭二监后更名谭钟麟,或是为了保护其兄长免遭乡人嘲谑也说不定。
鲁迅在《阿Q正传》的开篇有一段游戏笔墨,说自己只知道乡人用绍兴话唤阿Q做“阿Quei”,却不知道这名字怎么写,是“阿桂”还是“阿贵”呢?按鲁迅的意思,“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阿Q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自然没有佐证。鲁迅自言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这似乎是在交代“阿Q”一名的由来,其实又未必。我一直愿意相信关于阿Q的Q字的通常解释,脑袋后面拖着条辫子,就是给当时的中国人画像。若有人以鲁迅小说中这段游戏笔墨为据提出反对,我只能告诉他,以无作有,以有作无,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本为小说家惯技,鲁迅不过是利用了中国人取名字的习惯玩了个花招,岂可坐实?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听女人谈话,不仅要听她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听她没有说什么;我说读小说也如同听女人谈话,不仅要看作者写了什么,还要看作者没有写什么。
据说小说源于生活,然生活中的东西进入小说,却有赖小说家的智慧去点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我关于小说的阅读经验里,利用中国人兄弟姊妹“雁行”的取名规则设置情节、升华寓意,最高明的并不是鲁迅,而是上海作家周宛润的《五妹妹的女儿房》。这里顺便说一句,论起以住房为题材的小说,周宛润的《五妹妹的女儿房》比六六的《蜗居》高明多了,怎奈《五妹妹》拍成电视剧,虽有马伊琍这样的当红明星担纲,反响平平;《蜗居》却后来居上,播腾众口。真真是时有利不利也,一叹!
小说中的五妹妹是典型的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的女子。五妹妹前面有四个姐姐,父亲按照班辈及花木中的四君子,依次取名罗红梅、罗红兰、罗红竹、罗红菊。五妹妹还在罗家姆妈肚子里的时候,当司机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罗五妹是在一场大悲恸之中落了地,母亲到一年之后,方才想起替她报户口。被问起孩子的名字,罗家姆妈才想起孩子还没名字呢,“四君子”都用完了,父亲又不在了,罗家姆妈再次被勾起伤心事,不由大恸道:“我哪里晓得梅兰竹菊后面还有啥呀!”慌忙中,五妹妹就叫了“罗五妹”。这个无疑是精心结撰的细节蕴藉丰富,同为上海作家的王安忆认为这里寓意五妹妹失去的除了房子之外的第二份遗产——“连这么点名义上的传承都中断了”。
这些东西对于一部小说来讲,自然只是细部,在有些人看来,也许近乎琐屑;但一部完整的小说还不是由一个个“琐屑”的“细部”组成,如此,“细部”又何可忽乎哉?如果一部小说思想深刻,关怀广大,却不能提供哪怕是一个富含了小说家巧思的细部供读者铭记与回味,我觉得对于这部小说来说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我们老家过去有一个行当叫“赶大车”,我家邻居的大女婿就是干的这一行当。关于这门傍身的手艺,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给个县长都不换!他总是把那头小毛驴拾掇得干干净净,闲下来就给毛驴洗澡,把大车的轮子擦得锃亮。我长久地怀念着这位赶车的大叔,我觉得他让我看到了一个手艺人对手艺的虔敬——于每一个细部精打细磨,不含糊,不苟且。
说写小说是一门手艺,恐怕要惹得小说家朋友不高兴,因为这似乎降低了写小说这个职业的品位;但说小说首先是一门手艺我想就未必有什么错。“匠气”在汉语中是个贬义词,但若考虑到很多当代小说所以让人看不下去,大半竟是由于语言的粗糙与细节的粗糙,希望小说家多一些“匠气”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匠气”意味着对从语言到细节的每一个细部精细打磨,毫不含糊,毫不苟且,岂不正是时下浮躁的文坛所稀缺的东西!美国的庞德说:“陈述的准确性是写作的惟一道德。”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提出过,要“精准——形式设计和词语表达精准”。俄国的巴别尔则说:“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放在恰当位置上的句号更能打动你的心。”我觉得这些话里包含了这些世界级超一流作家对于小说作为一门手艺的认同与虔敬。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了莫言的《蛙》里的那些人物,什么王肝,王胆,陈鼻,袁腮。如此把人“器官化”有贬损人的价值之嫌且不论,普天下可能也找不到莫言所说的习惯用人的身体的某一器官给子女命名的地方。此种“无中生有”的“想象力”其实是对想象力的滥用。语言的不加节制与所谓的“想象力”的泛滥,一个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就是小说文字的粗糙甚至溃不成军。
守持对技巧的执着,对语言与细节的精致的执着是我对从张爱玲到王安忆、周宛润等几代上海作家常怀尊敬的一个理由,当然,也是我对早期莫言常怀尊敬的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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